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許昆林12月9日說，成品油價稅費改革方案實施后油價會下降。而“成品油價稅費改革”要等到2009年1月1日方能實行，中國經濟似乎還要在高油價下煎熬21個日日夜夜。

12月8日，手機新聞晚報上新華社在報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新聞中，破天荒地使用了“國內經濟急劇下滑”，終于面對當前的嚴峻形勢了。自7月下旬以來，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蔓延，國內經濟由于出口受阻，內需不振，經濟高速增長的態勢急轉直下。

10月份全國發電量比上年同期降低4%，增速同比回落17.9%，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首次逆轉。據國家電網統計，11月份全國用電量同比下降達5.8%，情況越發嚴峻。電力需求是經濟的晴雨表，能夠最準確地反應經濟的實際運行情況。國網公司發展策劃部副主任潘爾生最近在“中國電力走勢高級研討會”上表示，根據他們對多年統計分析研究結果，電力與經濟增長之間系數為0.993，也就是說電力需求增加10%，GDP實際增加9.93%。由此，我們開始理解胡錦濤總書記最近強調，“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首要任務”的含義。

12月9日，手機新聞早報中刊登了一幅照片，兩個農村的孩子守望著一堆大白菜，報道說，河南大白菜3分錢一斤沒人要。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何在？

若不是運費過高何以讓農民白干一年。目前油價是2008年5月調整的，當時國際油價為120美元/桶左右。到7月11日，國際油價曾一度沖至147美元，但月底回落至124美元。此后，國際油價一路暴瀉，8月底115美元，9月底96美元，10月底64美元，11月底僅剩54美元。12月8日，油價終于跌至40.81美元。此時，美國新澤西95號汽油含有30%燃油稅的零售價為1.649美元/加侖，折合人民幣3元/公升。

在狂跌的油價面前，價格主管部門卻一直將兩大石油公司當作受了大委屈的孩子，尋找各種借口護盤成品油價。今天的40.81美元若考慮美元貶值因素，人民幣價格僅相當于2002年底的31.5美元一桶，而同期國內93號油價為3.2元/公升,比今天的油價低3元。即便考慮石油采購、運輸和加工的滯后效應，按今年10月底的64美元計算，人民幣對應價格為2004年9月的50美元/桶。那時兩大公司處于收益最好的一段時光，當時國內油價3.66元/公升，與現在價差2.54元，如果減去每公升1元的燃油稅，仍有巨大的降價空間，至少可以再降1元。

在這次“成品油價稅費改革”的爭論中，各部門和各位專家都在強調提高油價對節能減排的意義，強調改革的“價值取向”要體現石油資源的稀缺性，強調高油價的歐洲“天有多么藍，空氣多么清新”，卻沒有考慮那些國家人均GDP已將超過3萬美元，沒有考慮一個GDP兩千多美元的國家能夠承載多高的油價，把眼睛只盯在小汽車上，卻忽略了高油價對工業、農業和第三產業的影響。石油是經濟的血液，油價政策將直接影響經濟成敗。中國有13億人口，而且貧富懸殊，大量農村人口需要解決基本就業問題，中國面對這一嚴酷現實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

按2002年可比價格計算，巴西的人均GDP早在1975年就是突破3000美元的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四小龍”處于同等水平。巴西采取了高油價和燃油稅政策，使制造業和商業都難以發展，經過30年的波動與震蕩，2007年人均GDP達到6842美元，但若考慮美元貶值因素，似乎還在原地踏步。印度在2008年6月在高油價壓力和西方國家的威逼下，不得不放棄油價補貼，采取與國際油價接軌，但隨后印度的經濟隨即陷入混亂，國內社會矛盾爆發，至今難以平靜。

目前，國內的很多社會經濟矛盾也與目前的高油價政策存在因果關系。各城市出租汽車和長途公共汽車司機不斷“罷運”，歸根到底與油價過高有關；沿海不少企業也是因為燃油價格過高導致原料、產品運轉成本過高而失去國際競爭力，不得不破產倒閉；一向經營業績狀況良好的海南航空公司最近也陷入嚴重虧損，總經理陳峰表示：“現在國際航油價格已降到4000元/噸，而國內每噸8000元，使航空公司運營成本居高不下”；全國電力企業陷入全面虧損，5000大卡電煤在內蒙坑口每噸240元，到浙江電廠要700元，中間全是運輸成本；由于糧食轉運成本過高，使東北種糧農民收益大打折扣，種糧積極性受到極大打擊。

時至今日，有關部門依然堅持不降油價，整個中國社會仍未意識到高油價已嚴重傷害了國家競爭力，是經濟下滑的重要原因。今天的中國不僅要面對印度、越南、孟加拉咄咄逼人的競爭，還要面對奧巴馬恢復美國制造業的雄心壯志。難道我們真要“舍己救人”，“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