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毅誠（1926年－），曾名黃魯，湖北棗陽人，高級工程師，原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之子。早年參加新四軍，后赴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新中國成立后，擔任沈陽第一機械總廠分廠廠長，趕赴蘇聯學習回國后擔任哈爾濱汽輪機廠副廠長兼總工程師等職。文化大革命后，調入了國家計委。1984年，兼任西藏經濟小組組長。1988年，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能源部部長。1993年任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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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毅誠經歷豐富，任過的職務甚多。他將一生奉獻給了我國的能源事業，回首望去，無不充滿了閃光，而最引人注目的，恐怕要算是他在國家計劃委員會和擔任國家能源部部長的那些年。

力促節能改革

1979年9月，黃毅誠被調到了國家計委工作。中國節能事業的實質性起步，可以說與黃毅誠的一次工作匯報有關。1980年，我國能源供應出現緊張，而黃毅誠發現我國在能源利用上，存在著巨大的浪費。他主動找到了時任國家計委主任的余秋里，提出國家計委應出面抓全國的節能工作。余秋里同意了黃毅誠的提議，并將此項工作交給了他。全國性節能工作在他手里開始展開。

黃毅誠和幾位同事先后到東北、華北地區的十多個城市進行了實地調查，回京后編寫了《節約能源30例》，該書結合實例，具體地指出了企業在哪些方面存在著節能潛力，并給出了解決方案和實效數據。

黃毅誠認為，“節能不能光撿芝麻，更應該抱西瓜。電力節能涉及熱電聯產和淘汰小火電、提高火電效率兩個有節能效果的重點項目。抓好這兩個節能項目，每年可以為國家節約好幾億噸煤炭。”通過幾年努力，全國對集中供熱、熱電聯產的認識有了很大提高。從第6個五年計劃開始，利用節能資金建設的熱電聯產項目有200多項，分布在100余個城市。

能源和交通是資金密集型行業，相關建設需要耗費大量資金。為了加快能源交通建設，黃毅誠推動設立了能源交通基金。而為了彌補國內財力的不足，黃毅誠又提出了利用外資和出口信貸建電站的政策，結果為我國進一步打開利用外資的新局面闖出了一條新路。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每年作為燃料燒掉的重油和原油近4000萬噸，而煤價比較低。為解決用于節能工作的資金問題，黃毅誠決定大力推廣“煤代油”政策。到1990年，年度資金已達50億元左右，“壓油”近3000萬噸。“煤代油”的政策，加快了能源——特別是電力、煤炭的建設步伐，也增加了用于節能的資金，同時，還利用“煤代油”資金成立了一個大型電力企業，即華能電力公司。

唯一一位能源部長

1988年開始，我國開始進行政府機構改革。在出臺該改革方案之前，中共中央出臺文件決定成立能源部和運輸部籌備小組。

在1988年春節前的一次陪同國務院總理去南方考察時，黃毅誠按照事先與另外四名籌備組成員商議的方案向總理匯報了能源部的組建思路，當即獲得了總理的首肯。1988年4月，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政府機構改革方案，決定撤消煤炭部、石油部、核工業部和水利電力部，成立能源部，由黃毅誠擔任能源部部長。

黃毅誠給能源部定下了“雙效”和“四管三不管”的職責。能源部成立初期，他首先將可控性較強、易取得較大成效的工作列為了重點。隨后為了盡快緩解能源供應的緊張局面，他又要求千方百計從各個渠道籌集能源建設資金，加大能源建設規模，同時要求對于已經批準建設的工程，利用好投資，從項目的設計、施工管理、設備招標等各方面挖掘潛力，盡可能縮短建設工期。

那時候我國電廠管理問題頗多，特別是沒解決好漏的問題，電廠漏水、漏汽、漏油、漏灰……似乎是無所不漏。為了解決電廠的管理問題，黃毅誠號召電廠向煤礦學習，在電廠開展“雙達標”運動，還特意組織團隊去日本電廠考察，使全國電廠的管理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黃毅誠還緊抓煤礦安全生產，他認為解決煤礦安全生產問題的關鍵是治本，要在管理制度上下工夫，特別是在提高職工素質上下工夫。為此，黃毅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把手親自抓安全管理；把精力放在井下的生產上；讓有本事的人到生產一線；實行煤礦的半軍事化管理。而這一系列的措施，讓我國煤礦礦百萬噸人員死亡率持續下落，由1987年的2.6降到1992年的1.01，降幅超過了60%。

黃毅誠在能源部長的職位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不過由于能源部自成立到撤消，本身一直處在尷尬的境地，使得黃毅誠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唯一一位能源部部長，而能源部，也僅僅在他任部長期間，存在了5年。

余熱不忘發電

1993年，在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決定恢復電力部、煤炭部和成立獨立的石油、核工業公司，能源部被撤銷了。“現在能源部已經成為歷史了，然而‘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能源部的五年，工作中有成功的一些方面，也有不盡人意的地方。不管成功的還是不盡人意的，這些經驗都是寶貴的，對今天能源工業的發展都會有參考價值。”黃毅誠總結道。

1993年3月，離開能源部的黃毅誠，進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任委員，同時被選為八屆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要負責《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伙企業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獨資企業法》的起草工作，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節能法》的起草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力法》的審定工作。

雖然并不參與具體的管理工作，但在八屆人大的5年，黃毅誠從未缺席過一次人大常委會會議，投入了數不勝數的時間和精力為我國經濟工作吶喊助威。1996年和1997年，黃毅誠又先后兼任了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和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中方主席。

1998年3月，是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換屆的日期。按黃毅誠的話說，自己已經年滿七十歲，該從國家的工作崗位上正式“畢業”了。“畢業”后的黃毅誠并未放松緊繃的神經，堅持在我國經濟、能源行業下基層，跑調研，并將所想、所見、所聞付諸筆耕，不吝諫言。

如今，黃毅誠已是87歲高齡。在一封《給發改委辦公廳的信》中，黃毅誠曾這樣總結自己離休后的工作：“我已是離開工作崗位多年的老人，有時對經濟中的一些問題，根據自己的一點知識和經驗，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只是想盡一個共產黨員的職責，為國家建設盡一點力，是‘余熱發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