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已經走過了60年一甲子的歷程。中國人認六十年為一個甲子，又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說法，因而這六十年又分為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年。60年一甲子時的天安門也成為大國回歸的坐標，宣告了古老大國重返世界舞臺中心。

今天，“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共和國會如何繼續前進，過程會不會像過去60年一樣艱難及曲折？摸著石頭過河還是中國的必由之路嗎？技術上如何追趕西方？在制度上如何保證現代化的成功？如何更新和提升中華文化中有助于現代化發展的成份或元素？

中華民族將為全人類做出怎樣和多大的貢獻？這些疑問都有待時間解答。除了政治與經濟制度有待健全外，它更面對價值與信仰空洞化的窘境，及一百多年來不再能提供民族自信而幾近破產的文化與道德體系。從1840年至今169年來中華民族走過了不平凡歷程，但169年來中國現代化轉型仍然沒有完成，中國仍然是一個向外選擇中的大國——100多年里的中國曾選擇和嘗試過各種辦法，選擇的模式從西方到日本，又到蘇聯，再到以美國為師。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所有的選擇努力幾乎都告失敗，最后只能訴諸革命的道路。于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又爆發了兩場革命，一場是辛亥革命，另一場就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

甲子過后，下一個甲子將如何走?中國又面臨更加宏偉和更加重大的選擇——過去60年所實現的“三大轉變”是否已經可以確保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這是中國社會與最高領導層所必須面對的重大命題，或稱甲子命題。站在建國60年的坐標點上，回顧過往，展望未來，我們要問的是：在國家日漸強大起來的時候，我們是否建成了一個可持續的、和諧成長的社會？那些困擾了我們很多年的體制難題是否已經一一化解，或者已經找到了化解的路徑，以及具備了化解的勇氣和全民共識？這是一個公平、公開、公正和透明的社會嗎？我們有健康的價值觀嗎？我們是否從過往的教訓中得到了應有的覺醒？這些問題，在建國一甲子到來的時刻一一浮現出來，我們將帶著它們繼續上路。我們有遠大的前程，卻從來被苦難折磨。

“甲子命題”的核心在于，明知面臨兩難的挑戰，又不可因此而停滯不前，前進確實有艱險，但停頓回避更沒有出路。這其中所要求的大智大勇，大仁大義，既縈繞著中國，也魂牽著世界。中國的發展路徑和經驗都說明所謂“甲子命題”乃涵蓋了傳統國家向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嚴峻而又關鍵的若干兩難：首先，民主與實力的兩難。再者，穩定與能動的兩難。如何把“憂患意識”轉化成為改革的動力？這是今天的中國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從歷史上看，從憂患意識到改革，尤其是富有成效的改革，每次都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大解放。實際上，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從憂患意識到改革到革命的歷史。如果再往前一個甲子，即1919年，這一點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希望效法西方，把民主制度引入中國。但不久就失敗了。

六十年以1979年為界，河東河西，涇渭分明。

前三十年，中國建成了一個計劃經濟的體系，后三十年，將之逐步瓦解，走向市場經濟的新體制。

客觀而論，建國者以計劃體制為建設理念，既是意識形態所決定的，也是當時國情所迫。而到2009年的今天，很多學者預測，到年底，中國的經濟總量很可能將超過日本，從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而一個更讓人驚訝的預測是，如果中國能夠始終保持7%左右的年均增長速度，經濟總量將在二十年后----也就是建國80年的時候，超過美國而成全球第一。六十年的發展，讓中國徹底擺脫了"東亞病夫"的形象，崛起為世界最重要的經濟大國之一。

不過，計劃經濟所遺留下來的很多病癥卻并未完全消解，中國仍然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國家。從最近一段時間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矛盾之叢生、利益之分化、危機之嚴重及變革之艱難。

但是，這只是僅僅指經濟而言，在思想上、文化上、精神上、道德上，中國仍距努力的初心甚遠。下一個60年，它必須開展出真正的中國特色與實質內容，能夠整合國家意志、價值體系、文化傳統、道德力量。這是一個崛起中的大國的自身需要，也是對世界的責任。當中國的吸引力隨經濟地位升高，全球各地“中華兒女”對中國充滿自豪，外界期待中國做出表率，證明東方大國不僅能在物質上富足，也能在精神上、文化上、道德上強大。

在這方面，中國還任重而道遠。六十年中國面臨的挑戰一言以蔽之，就是如何建立一個保障現代化成功的基本框架。過去數百年西方現代化的經驗顯示，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的成功，必須有賴于法治和政治民主的基本框架，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現代化的長治久安。

由于中國歷史的悠久和文化的深厚，中國在現代化模式上不可能完全復制西方版本。但中國如何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創造出一個適合中國現代化成功的基本框架？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體制困惑或追問，其背后也不僅是政治原因，而是一個深層的文化變革。因此，未來三十年到六十年，中國面臨從清末到“五四”運動沒有完成的兩大使命：一、建立現代化的保障框架；二、提升和整合中國文化，使之既有助于現代化保障框架的建構，同時也有助于東西方秩序的調適和平衡。

從文化與歷史的角度，人類自軸心時代以來，至今已二千余年。圣人已遠，但他們所開創的文明卻帶領人們越過一個又一個的關壑。如今，該是他們會合交融的時候了。歷史正給予中國一個機會，而不只是經濟發展。但中國能掌握這個機會嗎？建國六十年了，經歷了許多曲折，能讓中國的核心文化重光嗎？能讓中華民族回復它的生命力嗎？中國的頭一個甲子的確來之不易。但慶祝的時刻，更是反省的時刻。一個不可不提的問題是：迎接下一個甲子的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動力在哪里呢？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改革開放能夠成功有很多條件，但三個條件不可或缺。一是有文革的教訓；二是大家都窮，窮則思變；三是政治強人能夠克服體制內的既得利益。但今天，這些方面的條件似乎已經不存在或者大大減弱。

“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思想最解放的時刻，各種主義間的爭論和競爭，各種主義動員著各種政治力量，而各種政治力量又選擇了不同的主義。當然，不同的選擇有不同的結果。從很多方面來說，孫中山是思想解放的第一人。沒有思想的大解放，孫中山很難完成從崇拜西方民主到選擇蘇俄式革命的轉變過程。正是這種思想的大解放，才有日后國民革命的勝利。同樣，在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斗爭過程中，前者的勝利無疑要歸諸于其較后者思想的解放，主要表現在毛澤東一代實現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共產黨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要把從西方產生的馬克思主義轉變成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沒有思想解放不可能發生。

更為擔憂的是，越來越大的既得利益已經成為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最強大的阻礙力了。隨著既得利益的越來越大，改革也會越來越難。這是具有深刻的歷史教訓的。在清朝末年，當政者也想改革，蔣介石在大陸時期也想改革，但都是因為積重難返，實行改革不再可能，眼睜睜地看到政權的垮掉。

中國下一個甲子的思想解放需要知識群體，但并非完全依賴知識群體。這里尤其需要提出的是，今天中國的知識群體也是缺失憂患感的。歷史上，這個群體是最有憂患感的。在八十年代，這個群體也是推動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先鋒。但是，現在這個群體要么被整合進體制內部，要么被經濟利益所溶解。或者說，這個群體本身也已經成為既得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在缺失民族和國家整體利益的“有機知識分子”的條件下，思想解放和進一步的改革開放越變得沒有可能性。

與30年前相比，中國社會已有天翻地覆的變化，強人壟斷思想創新權而知識群體壟斷公共話語權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中國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在思想文化領域已經解體，公民社會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思想文化自主性和公共話語權，他們將扮演下一個甲子中國思想解放的先鋒甚至主力！

由此，下一個甲子必將是中華崛起、民族復興的時代，在長達幾千年時間里，中國一直因“中央帝國、天下共主”的巔峰獨尊而傲視群雄。這一悠久而輝煌的歷史，使中國文化精神和大唐氣度的血脈中始終奔涌著強烈的使命感，中國終將從自身文明中淬煉和重造出能夠經緯世界潮流、規范全球事務、駕馭天下精神、建構更高文明的智慧與體系，從而，我們深深地相信，在下一個甲子里建國100年的時候，中國將真正駕臨在世界舞臺的中央。